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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

——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王 军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

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

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 2011~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

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

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

2014~2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关键词】生育政策；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出生人口规模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129X.2015.02.003【文章编号】1004-129X（2015）02-0026-08【收稿日期】2014-10-08【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

年教师培育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 军（1981-），男，山东诸城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讲师。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国各地“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成为中国政府今后计划

生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产生的影响是国内学术界

关注的热点问题。［1-2］其中，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研究是评估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中国出生人口规

模产生影响的一种主要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3-4］一般认为，由于家庭经济压力、自身健康状况、职业

发展规划等因素的制约，中国育龄人群的实际生育水平往往要低于生育意愿，因此可以将意愿生育

水平作为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生育行为的上限。有研究对中国育龄人群目前的生育意愿及其变化

趋势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现有人口总量和结构，以生育意愿为基础对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的中国

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进行了分析。［4］

将生育意愿看作是生育行为上限这种做法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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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能会存在显著差异。［5-12］如2005年日本意愿生育水平为2.48，但现实子女数仅为1.26，显著低于

生育意愿。［9］“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表明，虽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妇女意愿

生育水平为1.70，但其计划拥有的子女总数仅为1.30。［10-11］有学者利用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

康调查对2001年40~49岁育龄妇女进行了分析，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0，而其平均实际生育子女

数为2.20。［12］

因此，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所导致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不能忽略生育意愿与

实际生育行为的差异，否则将可能扭曲预测所得结果，给政府决策造成一定困扰。要改进这种依据

生育意愿来估计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影响的预测方法，首先，需要使用全国性的

调查样本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进行测量。而目前的相关研究大多使用江苏省的抽样调查样

本，［10-11］对全国不具有代表性；其次，需要对目前育龄人群，尤其是处于生育旺盛期阶段人群的生育

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进行测量，而目前已有研究主要是对40~49周岁已基本完成生育的育龄妇女的

分析。［12］由于2001年40岁以上妇女与目前正处于育龄阶段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可能会存

在显著差异，因此对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的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不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将进行以下尝试：使用 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

据，对中国意愿生育水平进行重复测量，并与2012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测量结果进行

对比验证；基于2013年调查，对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进行测量；以生育意愿与

生育行为的差异为基础，对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可能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进行估计。

二、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使用2012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中国家庭幸福感

热点问题调查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共同组织实施，主

要针对中国家庭幸福感现状、影响因素及相关问题进行专题调查。

2012年和2013年两次调查均采用实地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抽取的省份、县（市、区）、社区、住

户、住户中的接受调查者均严格按照多阶段概率抽样程序产生。2012年和2013年调查分别获得18周岁及以上成年人有效样本5 547份和5 818份。

（二）测量方法

生育意愿测量方面，2012年和2013年调查均通过询问“在您心目中，最理想的子女数量是几个，

其中几个男孩，几个女孩”的方式对生育意愿进行测量。

生育行为测量方面，由于生育政策调整所导致的人口形势变化方面的评估均以育龄人群为基

础，因此如果能够通过间接测量的方式获得育龄人群的可能终身生育行为，则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

人口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达到这一目标，2013年调查通过“目前拥有子女数”加“考虑国

家计划生育政策、个人健康和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您计划在现有子女基础上再生育几个孩子”的方

式对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行为进行间接测量。

中国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存在紧密关联，生育政策正处于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而生育政

策的调整可能会改变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行为，因此2013年调查通过“目前拥有子女数”加“如果国

家完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不再限制并且考虑到个人健康、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您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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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子女基础上再生育几个孩子”来间

接测量被调查者在不受生育政策限制

下的终身生育行为。

（三）样本代表性

估计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

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调查样本的代

表性至关重要。本研究主要以 2010年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简称“六普”）数

据为评价标准，对 2013 年调查的样本

代表性进行评估。

由于使用同样的抽样方法和程序，

2013 年调查和 2012 年调查在城乡、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方

面基本一致，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其

中，与“六普”相比，2013年和2012年两

次调查的农村、女性、已婚人口比例偏

高，而 1990~1995年出生人口和未婚人

口占比偏低。其他指标则与“六普”基

本一致，表现出较好的代表性。

虽然 2013 年调查的城乡分布与

“六普”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但敏感性分

析表明，城乡分布的这种差异对生育意

愿和生育行为的测量结果不会产生实

质性显著影响。此外，由于男女两性在

生育意愿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性

别差异也不会对本研究结论产生实质

性影响。

三、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测量结果

（一）意愿生育水平

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可以对目前中国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

水平进行测量。测量结果表明，2013年中国育龄人群意愿生育水平的平均值为1.87，其95%置信区

间为［1.85，1.89］，与 2012 年调查（1.86）和 201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1.85）的结果都非常接

近①。通过2011年、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三年的重复测量结果，本研究认为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

在1.86左右的可能性很大。

① 其中，2013年调查与2012年调查平均意愿生育水平的绝对差距仅为0.01，相对差距在1%以内。

表1 样本代表性评估（%）

变量

城乡

城镇

农村

性别

男性

女性

出生年份

1940~19491950~19591960~19691970~19791980~19891990~1995

教育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中专或高中

大专及以上

婚姻

未婚

已婚

离婚

丧偶

六普

51.8048.20

50.5749.43

10.0520.0620.4519.8514.6014.99

5.0923.8843.5416.6110.88

21.6071.33

1.385.69

2012年调查

41.5158.49

44.2555.75

13.2318.3225.4921.9116.404.64

5.5319.3240.4821.3713.31

8.3585.111.415.13

2013年调查

43.6056.40

43.7056.30

13.1018.4025.9023.4015.204.00

5.4020.3043.5017.7013.10

5.2088.601.904.30

差异

-8.208.20

-6.876.87

3.05-1.66

5.453.550.60

-10.99

0.31-3.58-0.04

1.092.22

-16.4017.270.52

-1.39资料来源：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2012年中国家庭幸福

感热点问题调查（N=5547）、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N=5818）。注：差异指2013年调查与“六普”数据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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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生育水平的人群差异是以往

研究关注的重点内容。［13-15］本研究发

现，不同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表现出以

下主要特征：一是中国农村的意愿生育

水平要显著高于城镇，这与历史上的所

有调查结论是相同的；2013年调查农村

意愿生育水平（1.90）比城镇（1.82）高

0.08；二是年龄越大，意愿生育水平越

高。2013 年调查 45~49 岁年龄组意愿

生育水平（1.91）最高，比最低的 15~29岁年龄组（1.80）高 0.11；三是不同受教

育程度育龄人群意愿生育水平的差异

主要存在于初中及以下和高中及以上

两大人群。2013年调查初中及以下人

群意愿生育水平均在1.89以上，而高中

及以上人群意愿生育水平在1.84以下。

（二）终身生育水平

本研究使用在现有生育政策限制

下（并考虑家庭经济状况、自身健康和

职业发展等因素之后）计划拥有的子女

总数来间接测量被调查者在现有生育

政策条件下最有可能实现的终身生育

水平；采用完全不考虑生育政策条件下

（并考虑家庭经济状况、自身健康和职

业发展等因素之后）计划拥有的子女总

数来间接测量被调查者在不受生育政

策限制下最有可能实现的终身生育水

平。

根据 2013 年调查结果，尽管中国

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为 1.87，但在

现有生育政策、经济和健康等状况限定

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 1.59，这与政策子

女数（1.58）基本一致，可以看出中国育

龄人群目前基本是按照生育政策要求

来生育子女；而在完全不考虑生育政策

的条件下，中国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

平为 1.68，虽然显著高于生育政策条件

表2 中国育龄人群意愿生育水平

变量

全国

城乡

农村

城镇

年龄

15~2930~3435~3940~4445~49

教育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2013均值

1.87

1.901.82

1.801.871.881.861.91

1.941.891.841.80

上限

1.89

1.921.79

1.761.841.841.831.88

1.901.871.801.76

下限

1.85

1.881.85

1.841.901.921.891.94

1.981.911.881.84

2012均值

1.86

1.911.79

1.831.861.871.861.88

1.921.871.821.81

2011均值

1.85

1.861.83

1.801.881.921.901.91

1.941.851.771.83

绝对

差距

0.01

-0.010.03

-0.030.010.010.000.03

0.020.020.02

-0.01

相对

差距

0.01

-0.010.02

-0.020.010.010.000.02

0.010.010.01

-0.01资料来源：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N=4765）、2012年

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N=2729）、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

热点问题调查（N=3157）。

表3 中国育龄人群终身生育水平

变量

全国

城乡

城镇

农村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独生属性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流动属性

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

生育

意愿

1.87

1.821.90

1.941.891.841.80

1.751.89

1.871.77

政策

子女数

1.58

1.321.77

1.971.651.401.23

1.371.61

1.591.32

目前终身

生育水平

1.59

1.331.78

1.981.661.381.28

1.321.63

1.601.35

政策放开后的

终身生育水平

1.68

1.481.83

2.011.741.501.39

1.341.72

1.691.44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N=3157）。注：政策子女数指按照国家目前生育政策，被调查者被允许生

育的子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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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1.59，但仍显著低于1.87的意愿生育水平。因此，即使将来完全放开生育政策，中国育龄人群也

很有可能不会按照意愿生育水平进行生育，这也突显出本研究对生育意愿和不同条件下的终身生育

行为进行测量的重要意义。

分城乡来看，尽管城镇育龄人群意愿生育水平（1.82）和农村（1.90）仅相差0.08，但城镇育龄人群

现有终身生育水平（1.33）与农村（1.78）相差 0.45。虽然城乡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差异已经非常微

小，但城乡之间在生育政策、养育子女成本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导致城镇育龄人群实际终身生育水平

显著低于农村地区。即使在完全放开生育政策的条件下，城镇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1.48）仍比

农村（1.83）低0.35。由此可见，养育子女的经济压力已成为目前城镇育龄人群终身生育水平显著低

于农村地区的主要原因。

分教育程度来看，无论是意愿生育水平，还是现有生育政策条件下以及完全放开生育政策条件

下的终身生育水平，均呈现出随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不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高中、大专

及以上这两个群体，完全放开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分别仅为1.50和1.39，要显著低于小

学及以下（2.01）和初中（1.74）人群。而高中、大专及以上两个群体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的差异（0.34和0.41）则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0.07）和初中（0.15）群体，这可能与受较高教育程度群体的社会经济

地位一般较高，其养育子女的时间投入成本相对较高有关。

此外，独生子女的意愿生育水平为1.75，现有生育政策条件下和完全放开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

身生育水平分别为1.32和1.34，均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的相应水平（1.89，1.63和1.72），而独生子女

完全放开生育政策和现有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异（0.43，0.41）则要

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0.36，0.27）；流动人口的意愿生育水平为1.77，显著低于本地人口（1.87），流动

人口在现有生育政策条件下和完全放开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1.35，1.44）也显著低于本

地人口相应水平（1.60，1.69）。四、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

研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中国出生

人口规模影响的基本参数。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即使没有生育政策限制，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水平

上限可能也达不到意愿生育水平，即生育意愿与终身生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如果不考

虑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这种差异，直接将意愿生育水平作为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生育水平的上

限，所得预测结果会存在较大偏差。

本研究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来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未来出生人口规模可

能产生的影响①，具体估计方法依然采用已有相关研究所用的研究模型、研究假设和数据，［1］在此不

再详述。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使用完全放开生育政策并考虑养育子女成本、自身健康和职业发

展等因素之后的终身生育水平来代替意愿生育水平，从而对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的中国未来出生

人口规模变化进行估计。

① 本研究关于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分析假设将来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人们的生育行为

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至于“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等对出生人口规模的

影响或者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性别结构等的影响，限于数据可得性，不在本研究范围，但可将本研究预测结果作为各种生育政

策放开对出生人口规模影响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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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万人）

年份

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

育龄妇女人数

36 76936 26035 73735 31134 60034 05333 387

出生下限

1 3121 2951 2721 2421 2081 1651 121

出生上限11 8211 7981 7661 7241 6771 6171 556

多出生1509503494482469452435

出生上限21 6361 6151 5871 5491 5071 4531 398

多出生2324320315307299288277

资料来源：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估计结果显示（见表4），使用完全放开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得到的2014~2020年出

生人口规模（出生上限2）要显著低于原先使用意愿生育水平计算得出的相应出生人口规模（出生上

限1）。2014~2020年期间使用完全放开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得到的每年多出生人口数

（多出生2）最多为324万，而使用意愿生育水平计算得出的每年多出生人口数（多出生1）最多为509万，二者相差185万，差异非常明显。这也说明由于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的差异，导致

如果仅仅使用意愿生育水平对生育政策调整导致的中国未来出生人口规模的可能变化进行估计会

存在一定问题①。

分城乡来看，使用完全放开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得到的2014~2020年城镇出生人口

规模最高为 780万，也要显著低于原先使用意愿生育水平计算得出的城镇出生人口规模上限（933万），其中每年多出生人口数（175万）约

为使用意愿生育水平计算得出的每年

多出生人口数（344万）的一半左右。农

村使用完全放开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

身生育水平得到的 2014~2020 年出生

人口规模上限和每年多出生人口数与

使用意愿生育水平计算得出的相应数

值相差不大，这说明由于农村地区生育

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显著低于城镇

地区，因此使用完全放开生育政策条件

下的终身生育水平来替代意愿生育水

平这种方法对提高农村地区因为生育

政策调整所导致的出生人口规模变化

的估计效果没有城镇地区明显。

不过，无论使用完全放开生育政策

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还是使用意愿

① 当然，如果将意愿生育水平作为未来实际生育行为的最大极限来加以粗略匡算则问题不大，但一定要加以详细解释和说

明，否则会给政策制定者造成误导。

表5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对

城乡出生人口规模的可能影响（万人）

年份

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

城镇

出生下限

605600590575556529502

出生上限

780773760741716681646

多出生

175173170166160152144

农村

出生下限

705697690680671658644

出生上限

831823813801791776759

多出生

126126123121120118115

资料来源：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

感热点问题调查。

注：长表抽样数据中城乡分布与普查短表存在一定差异，从而

造成本表城乡人口数之和与表4中的全国人口数存在一定差别，但

对本研究不造成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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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水平，全国、城镇和农村人口因生育政策调整导致的每年出生人口的最大可能规模，以及其与现

有出生人口规模的差距等指标2014~2020年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五、结论与建议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会有怎样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基于生育

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利用2012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对中

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差异的具体幅度进行测量，并基于生育意愿与

生育行为存在的这种差异对生育政策调整将导致的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估计。

研究发现，2011~2013年连续三年的生育意愿调查表现出高度一致性，表明中国育龄人群目前

的意愿生育水平为1.86左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农村意愿生育水平要显著高于城镇，意愿

生育水平随年龄的增加递增，随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递减。

2013年调查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育龄人群在现有生育

政策、经济和健康等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与政策子女数（1.58）基本一致；在完全不考虑生

育政策的条件下，中国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虽然显著高于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

生育水平，但仍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因此，即使将来完全放开生育政策，中国育龄人群也很有可

能不会按照意愿生育水平进行生育，这也突显出本研究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终身生育水平进行间

接测量的重要意义。此外，分城乡、受教育程度、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等不

同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存在显著不同。

鉴于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限定下的育龄人群终身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因

此许多人口预测中将意愿生育水平作为未来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人们生育水平的上限的做法可能

并不合适。本研究主要使用生育政策完全放开情况下的终身生育水平来取代意愿生育水平，从而对

将来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可能导致的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使用完全放

开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得到的2014~2020年出生人口规模（最多为324万）要显著低于使

用意愿生育水平计算得到的相应出生人口规模（最多为509万），从而证明了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

口规模影响的相关人口预测中，应该使用间接测量得到的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来取

代意愿生育水平作为生育行为上限的估计值。

本研究具有以下启示：鉴于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存在的显著差异，今后生育意愿

调查和相关研究应不断丰富和完善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测量方式，如对意愿生育水平，现有生

育政策条件下、放开“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以及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育龄夫妇生育计划进行

测量。此外还应加大对重点人群的监控力度，如“双独”夫妻、“单独”夫妻等，关注其意愿生育水平和

各种生育政策条件下的可能终身生育行为随时间和重大事件可能发生的变化；建议在基于生育意愿

对生育政策调整所导致的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变化的评估方法方面，使用完全放开生育政策条件

下的终身生育水平来替代意愿生育水平。在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的情

况下，人们的最大可能终身生育水平可能远远达不到意愿生育水平。因此，如果单纯使用意愿生育

水平会对因生育政策调整所导致的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变化的估计造成明显高估，容易对政府的相关

公共决策造成困扰；今后还应加大对因生育政策调整导致出生人口规模变化造成城镇和农村地区公

共服务需求变化的研究力度。以生育政策调整导致的相关人口估计为基础，对中国尤其是城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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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210期 2015.2vol.37

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资源如何更好地合理配置提供决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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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傅 苏］

The Influence of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to the Birth Population Size in China

WANG Jun（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510275，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2012 and 2013 Chinese family happiness survey，the study first shows that themean fertility desire level in China is around 1.86. The paper then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ertilitydesire and the fertility behavior. Although the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is 1.86，the intended owning kidnumber is only 1.59 in condi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1.68 regardless of the policy. At last，thestudy estimates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fertility desire to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ertility desire and the actual fertility behavior，the birth population size from 2014 to2020 will not exceed 3.24 million，which is lower than the estimated size discarding the difference.Key Words：Fertility Policy，Fertility Desire，Fertility Behavior，Birth Population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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